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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部日记与一副对联 ——读《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》有感

作者:解玺璋(书评人、作家)

这些日记,其起讫时间,几乎与西南联大的八年坚守相始终,堪称一部治校、治学、治生的全景记录,亦是研治联大历史颇具独特价值的史料。

近读俞国林先生点校的《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》,忽然想起一副历史悠久的对联:风声雨声读书声,声声入耳;家事国事天下事,事事关心。读罢厚厚两大本日记,深感这副对联不仅是这部日记形象、生动的写照,也是这部日记的作者精神世界和人生经历形象、生动的写照。

郑天挺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,北京大学教授,战前曾长期担任北京大学秘书长。全面抗战爆发后,他与学校同人困守北平四个月,后北大师生南下,他亦经天津,香港,入梧州,取道贵县、柳州、桂林、衡阳而抵达长沙。为了继续学业,他的五个子女则全部留在北平家中。这期间,他先后任教于长沙临时大学和西南联大历史系,不久,又担任了西南联大总务长兼及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副主任等要职,教学、研究既不辍,并主持繁杂的校务、教务等工作。

郑先生的这部日记,就从他抵达长沙后的1938年1月1日开始,直到抗战结束回到北平后的1946年7月14日结束。其中只有1941年5月至12月、1942年7月5日、1943年3月22日至4月10日、1945年11月4日至12月31日未见,不知是未记,还是散逸了。这些日记,其起讫时间,几乎与西南联大的八年坚守相始终,所记包括大量有关校务的事件和处理措施,以及教学、研究的细节,堪称一部治校、治学、治生的全景记录,亦是研治联大历史颇具独特价值的史料。

这是当代中国所经历的不同寻常的八年。对一个深具家国情怀的知识分子来说,山河破碎,国难当头,正是他们忧国忧民,报效国家的时候。在郑先生的日记中,这种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,集中表现在对教学现状能否承担抗战建国重任的忧思中。西南联大是由中国当时顶尖的三所大学,即北大、清华、南开合并而成,无论师生,都是当时精英中的精英。办好这所大学,不仅是为抗战凝聚精神力量,更是为了战后建国培养、储备人才。从日记中可以看到,郑先生是如何身体力行的。他除了每天入校治事,去处理那些复杂、繁琐的日常事务和人际纠纷外,并未放弃教授的职责,不仅按时授课、命题、判卷,更利用晚间空闲读书和备课,尽可能地贡献更多的学术成果。不过,学生中的厌学情绪,对政治活动的过分热衷,以及对学术无大兴趣,都让他忧心忡忡,坐不安席,并在日记中多次提及。他当然非常明白,当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之际,大学是无法独善其身,专注于学术的。而另一方面,他也注意到,战时特殊的环境,以天下为己任的时代氛围,为这些知识精英走出象牙塔般的书斋,融入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创造了条件,从而引起了一代学风的变化,造成了一种刚健朴实的学风。这不能不说是学术建设之福。

日记中记载最多的,还是郑先生与众多学人的交往。梅贻琦、蒋梦麟、陈寅恪、冯友兰、汤用彤、傅斯年、潘光旦、董作宾、陈雪屏、钱穆、姚从吾、叶企孙、贺麟、雷海宗、林徽因、金岳霖、罗常培、闻一多、梁漱溟,等等,不胜枚举。今日治近现代学术史、教育史、文化史者,无不可以从郑先生的日记中得到线索,得到启示,或可钩沉出不少交游考,以补正种种史事之不足。尤其是所记与陈寅恪的交往,为还原陈寅恪在西南联大的生活场景提供了许多鲜活的材料。而陈寅恪在隋唐史研究方面对他的帮助,尤让他刻骨铭心。从这些学人的交往中,可见一代学人的心路历程和知识分子的卓然风貌。

郑天挺先生是一位历史学家,他的日记也展现了一个历史学家应有的严谨细致。无论是在长沙、桂林、蒙自、昆明,还是大理,每到一地,他都会详细记录当地的风土民情,生活细节,甚至定期记录鸡蛋的价格,为那个时代的日常生活保留了一份真实可信的记录。实际上,关于物价、薪资、补贴方面的记载,详实而细密,是研究抗战期间经济史的第一手材料。其中关于日机轰炸,教授、学生跑警报的记载,包括时间、地点、方式、人物诸要素,亦是研究抗战史的珍贵素材。这些细节的记述,历历在目,生动有趣,读来深为那一代学人的精神品格而感动,并心向往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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